然而，到明朝时，佛教已于中国传播了千有余年，故笼统地斥其为异端，以此来批判番僧、番教显然不够有力。况且朝廷推崇佛教，指望用它来“阴翊皇度，化导群迷”，因此，士人们不敢太放肆地批判佛教。若要将番教批倒，只有将番教和佛教区别开来，使其成为佛教中的异数，即异端中的异端。故有人一方面认同朝廷借助佛教，“阴翊皇化”的政策，而另一方面则斥责“番僧皆淫秽之人，不通经典”，将他们清除出佛教徒的队伍。[123]前述明代士人将番僧所传之教称为“番教”“秘密教”，或者“鬼教”，实际上都是为了明确表明它和正统佛教之区别。而藏传佛教之最著名的别号，即“喇嘛教”这一名称，最早亦出现于明代士人笔下。晚近，美国学者Donald Lopez Jr.于其《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一书中，专章讨论英语中Lamaism一词的来历和涵义。其中心思想是说，西人著作中习惯于将藏传佛教称为Lamaism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人多半将藏传佛教看成是离原始佛教最远、最堕落的一种形式，因为它不配拥有佛教之名，故而只能被称作Lamaism。[124]看来在这一点上，中西学人殊途同归。而为藏传佛教冠以“喇嘛教”恶名之始作俑者，当还是中国之士人。Lopez先生提出于汉文文献中“喇嘛教”一词最早出现于清代的诏令中。其实不然，笔者迄今所见最早出现“喇嘛教”一词的汉文文献是明代万历元年（1573）四月八日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所撰之《番经厂碑》。此碑起始云：“番经来自乌思藏，即今喇嘛教，达摩目为旁支曲窦者也。”[125]平心而论，张居正的这句话本身并没有要将喇嘛教贬损为“旁门左道”的意思，说喇嘛教是被汉人推为禅宗佛教祖师的菩提达摩“目为旁支曲窦者”，无非是说它是正统佛教的“旁支”，与汉地所传的禅宗佛教不同。身为宰臣的张居正为专门刻印藏文佛经的番经厂书写碑文，代表的是朝廷、官方对藏传佛教予以支持的立场。张居正在碑文中特别强调了汉、藏佛教的同一性，说：“虽贝文、梵字不与华同，而其意在戒贪恶杀、宏忍广济，则所谓海潮一音，醍醐同味者也。”[126]然而，“喇嘛教”一词于汉文语境中的涵义远远超出了张居正的本意，它代表的是汉人对藏传佛教的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误解，即普遍地将它当作一种神秘莫测、魔法无边的巫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经汉地禅僧摩诃衍和尚于8世纪末期传到吐蕃的以顿悟为主要内容的菩提达摩的禅法，同样亦被以龙树菩萨之中观学说为正宗的西藏佛教徒视为异端邪说，就差没被称作“和尚教”了。[127]汉族士大夫对藏传佛教之批判，可以从他们对元朝帝师八思巴之批评中略见一斑，他们以为八思巴受“赐号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阐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盖自有释氏以来其光显尊重未有过焉者也。心印不如达摩，神足不如图澄，开敏不如罗什，记忆不如一行，不过小持法咒呗而已。而猥被世表之宠，秉内外释教之权，不亦幸哉！”[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