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县20多年的成功之后，晏阳初选择该县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乡村试点所在地是适当的。晏阳初是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基督教徒，自1922年以后便在城市平民教育方面很活跃。1926年，定县被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为其全国事业的中心；1930年，晏阳初本人从北平迁至定县。该会生气勃勃的识字教育以及晏阳初的国际联系，使翟城和定县成为吸引中外研究乡村社会的人员的地方。定县的工作主要是在一个拥有约60个村庄和集市镇的“实验区”。截至1932年，在定县开办的440所“平民学校”中，该会直接管理的仅为20所（其余的是县政府开办的，或纯粹是地方创办的）。[5]
晏阳初对中国乡村的观点，集中在发展乡村人的潜力，而不是改造乡村的组织。在国际权力斗争中，文盲是令人绝望的不利因素，因为“盲人怎能与有正常视力的人竞争呢？”教育要超出识字范围，救治中国的愚昧、贫穷、体弱及缺乏公共精神四大病患。平民学校的计划，因此把实际训练与社会道德课和公民课结合起来。虽然该会对社会不公正的具体问题没有直接批判，它的言辞的论调是平民主义的。最文明的国家是为培养杰出人物兴办教育，训练资产阶级的子弟；该会的宗旨则是为“废除阶级教育”而办教育。其含义是，国家的强盛、民主和经济进步，有赖于公众意识的转变。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教育，并从社会的底层向上发展才能办到。这样，晏阳初的计划与定县原先的士绅式的事业精神并无矛盾，并且和米氏家族一样，晏阳初的工作也得到官府的赞助和保护。[6]